
1979年深秋,北京西山某处的军事管理所里,64岁的吴法宪翻着厚厚的案卷,沉默了很久。他对身旁的办案人员说:“有些话,当年我是被逼着讲的。”声音不高,却足够清晰。这一句为自己辩解的叹息,使在场的人不由想起二十年前那两场震动军内外的揭批会——先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揭批黄克诚,随后是1966年京西宾馆的揭批罗瑞卿。每一次,吴法宪都站在最靠前的位置,讲话凶猛,措辞毒辣,于是“急先锋”这顶帽子再也摘不掉。

追溯时间轴,吴法宪的名字并非一开始就带着阴影。1915年生于湖南醴陵,他18岁参加红军,抗战时期在苏北新四军指挥部任参谋,后调三师,跟着黄克诚转战大江南北。多位老同志回忆,那时的吴法宪性格直爽,喜欢帮战士缝棉衣,被称作“大伙的兄弟”。1949年10月,他已是三十四岁、身披少将军衔的政治工作老手。抗美援朝期间,他出任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,协助刘亚楼组建空军,被誉为“空中政工第一人”,可谓仕途顺畅。
转折埋在1959年的庐山。那场围绕“反教条、反右倾”的风暴,让不少资深将领深陷囹圄。大会将揭批黄克诚的任务分配给吴法宪,理由简单:老部下最熟悉老首长。会前,吴法宪犹豫不决,自述“原想说些轻描淡写的话”。然而登台后,他连提三宗“罪状”:战斗作风保守、私为侄子越级晋升、携带黄金意在贪污。第三条尤其猛,因为黄克诚一向清廉有名,一旦坐实,无异于政治死刑。幸而当年苏北携金北撤的凭据齐全,几位见证人匆忙作证,黄克诚才免于更重的打击。可一旦枪口响起,硝烟便难收,吴法宪那副“疾言厉色”的形象也随之定型。
1966年3月,林彪主持的军内运动率先剑指罗瑞卿。会议地点在京西宾馆,保卫森严。空军只获两张入场证,一张余立金,一张吴法宪。整整一周,吴法宪没有开口。第八天深夜,叶群电话打进来:“林总问,吴胖子为什么还不发言?四条材料,你必须讲!”语调不容抗拒。吴法宪随即请示另一位领导,得到的是冷冰冰一句:“你不讲,怎么向林总交代?”次日清晨,他带着通宵整理的发言稿走进会场,句句紧抓罗瑞卿“军事主观主义”“颠倒军权”等要害。罗瑞卿被迫一次又一次站起说明,神情憔悴。三个星期后,罗跳窗负伤的消息传出,军内哗然,吴法宪却已成“保卫林副主席的忠诚干将”。

回顾1950—1966这十六年,吴法宪在林彪身边步步高升:1955年授少将;1962年任空军政委;1965年晋升副总长;1966年升为政治局委员、军委办事组副组长。级别几乎每三年就跨一道台阶。不能忽略的是,他的每一次晋升恰好紧跟林彪政治地位的上抬,彼此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。有意思的是,对外他常自称“空军娃娃兵”,摆出一副低姿态;对内却不惜得罪旧友。张爱萍后来私下评价:“他嘴上谦虚,关键时候刀子最锋利。”这种反差,引人深思。
不得不说,政治空气越稀薄,表态越显关键。1960年代前半段,空军是军内最年轻的兵种,技术、人事、经费都要仰赖军委拨款,林彪指向哪里,吴法宪就得跟到哪里,否则空军路线图随时可能生变。他在回忆录里写“情势压人,不得已而为之”,似想用集体氛围为自己脱责。但问题来了,既然形势同样压着众人,为什么刀口最尖的发言总是他?有人看成献媚,有人说是政治本能,答案或许只有当事人清楚。

这一点从他与江青的关系也能找到侧影。戚本禹回忆,吴法宪进出钓鱼台时常用俏皮话逗江青开心,气氛轻松得像老朋友“拉家常”。可在《吴法宪回忆录》中,他却写自己“从未靠近夫人,小心回避”。两相对照,一面是巧言令色的政治生存术,一面是假装无心的洁身自好,孰真孰假,史料摆在那儿,读者自会分辨。
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后,吴法宪被戴上“副统帅亲信”的光环,风头无二。1971年“九一三”事件突如其来,他被隔离审查。昔日的誓言、拥戴、表态,转瞬成了呈堂证供。调查人员提起当年批黄、批罗的底稿,他叹气:“那是时代的车轮把我推着走。”可任何历史过程都离不开个人选择,推一把,还是拉一下,差别就在那一瞬。正是那几次“推力”,让两位老上级深陷泥潭,也将他自己拖向深渊。
1981年,被判刑并开除党籍的吴法宪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依旧坚持“只是随大流”;审判长没有回应,只是敲下法槌。多年后,研究者再读案卷,注意到一个细节:无论是1959年的小组会上,还是1966年的京西宾馆,他的发言全文皆经本人亲笔修订,字斟句酌,不见半点慌乱。试想一下,如果真是“被迫上台”,又怎会如此精心雕琢?

吴法宪的故事给后来者留下的是复杂的人性样本。一面是战火中淳朴的政工干部,一面是政治旋涡里锋利的舌剑。对黄克诚、罗瑞卿来说,吴法宪是猛然袭来的同志冷箭;对空军普通飞行员来说,他曾是殚精竭虑争取装备的好领导。历史并不会草率评断谁是“恶人”或“好人”,但每一次举手、每一句口号,终究要由说话的人自己承担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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